澳大利亚被指绝无可能弃美投华 这对中国也毫无



  澳大利亚被指绝无可能弃美投华 这对中国也毫无意义 国情咨文


  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斯蒂芬·菲茨杰拉德日前发表公开演讲,认为由欧洲和美国领导的时代已行将结束,呼吁澳大利亚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,并“在我们的教育中注入中国问题研究和中文课程”,争取让澳大利亚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。
 
  菲茨杰拉德的讲话不仅受到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,也受到诸如《纽约时报》等美国主流媒体的注意。
 
  在菲茨杰拉德之前,前总理基廷,前驻美、日和印尼大使约翰·麦卡锡,前外长鲍勃·卡尔等澳多位政要也公开发出向中国“靠拢”的呼吁。
 
  澳政府最为引人注目的实际动作,就是公开呼吁中国加入TPP,填补美国退出而留下的空白。澳外长毕晓普在上月接待中国外长王毅时,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,澳中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,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具有特别重要意义。
 
  凡此种种,的确显示澳有向中国“靠拢”的感觉。但是,澳外长毕晓普上周在新加坡演讲时,却又警告中国“如果不拥抱民主,就永远无法激发全部潜力”,并呼吁美国提升亚太事务的参与度。同样是这位外长,此前在诸如南海议题上,一直表现得相当强硬,曾因此在中国媒体上饱受批评。
 
  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,中国应综合理解。
 
  澳大利亚的基本国情是“大国寡民”,这决定了其安全方面的先天焦虑,“事大主义”成为澳建国以来的外交基调,先后依靠英、美“老大哥”,忠实、甚至超额地履行了作为“小弟”的各项义务。澳美同盟建立之后,澳参加了美国所发动的每一场对外战争,在美朋友圈中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 
  然而,如同任何一种差距过大的亲密关系,澳亦遭遇过颇为伤怀的“遗弃”。当年,美国一方面与中国秘密外交,一方面却将澳洲紧紧推向反共反华第一线。感觉被“涮”的澳大利亚,恼羞之余亡羊补牢,在1972年迅速实现澳中建交,成为澳独立自主外交的典范。
 
  特朗普当选后,在与澳总理初次通话时表现傲慢,引起澳朝野普遍不满,进一步激励澳内部推行独立外交的呼声,主流媒体也发表诸如《澳大利亚需要新的中美战略》的社论。
 
  可以说,当下是澳大利亚立国一百多年来,探讨新型外交战略最为认真和迫切的时刻。美国表现出的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,令澳极为担忧。澳甚至召回驻全球所有大使,这种世所罕见的大动作,正是其外交顾虑的急迫表现。
 
  澳采取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的做法:一方面加强与美国新政府沟通,争取时间,“电话门”事件后,澳外长毕晓普在美进行高强度公关,最终成功邀请美国副总统4月份访问澳洲;毕晓普在新加坡的讲话,既是澳政客展现“政治正确”的程式化动作,也是讲给美国老大哥听的表态。另一方面,澳试图深化同中国在捍卫与推进全球化方面的合作,甚至率先表态希望中国加入TPP。
 
  凡此种种,都是澳大利亚不断自我调整,试图适应中美关系“新常态”的努力。澳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计,绝不会在中美之间“选边站”:一方面,澳美同盟是澳在二战后几十年来的立国根基所在,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的诸如安全保障之类的产品是不可替代的。即便美国走上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,澳亦绝无可能“弃美投华”,何况这对中国也毫无实际意义;另一方面,澳国内市场的狭小决定其必须依靠全球市场,绝无可能推行任何反对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,绝无可能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。
 
  澳最佳选项必然是:推行独立外交战略,在中美之间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协调角色,从而变“左右为难”为“左右逢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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