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授自荐当中国社会学会会长:失败率99%的自荐

教授自荐当中国社会学会会长:失败率99%的自荐  龚正

一辈子没什么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,退休后却跟一个“会长”的职务较上了劲。

从教20多年,他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。退休时,他被系领导推荐为“北大优秀教师”候选人,却并不领情。在体制内见识过不少类似评选后,他早就认为这些评选“极不像样,极不公正”,所以“干脆退出”。

一个多月前,他忽然发出一份自荐书。这个自诩为“超龄愤青”的社会学学者曾宣称“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”,这一次却把目光放在了被他诟病已久的中国社会学会上——今年7月,中国社会学会将举行换届选举,他自荐担任会长。他甚至为此设计了一份问卷,要在同行中开展一次“关于社会学会会长产生办法的民意调查”。

不同于那些总是挂着“系主任”或者“院长”头衔的历任会长,郑也夫自知“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”,而这样做是为了“宣扬一种理念,推动一项变革”。

为此,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,包括完善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,年会上缩短或取消领导致辞,“让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,不管他的资历高低”等。

“我不是恶作剧,不是小孩过家家,也不是在胡闹。”他表示,自己这次要来场真刀真枪的“真人秀”,并且做好了从一个“做事苛刻决绝的边缘人”走向舞台中心的准备。

自荐书发出后,他预想,“已经麻木于理念宣讲的人们,可能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,会激起一些风浪”。但之后一个月里,他未接到一个同仁的相关电话。他的个人博客里,那份自荐书下面也只有10条回复。

一位社会学家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评价,郑也夫的“自荐”是“堂吉诃德式”的。

和往年这个时期一样,中国社会学会正在官网上有条不紊地更新两个月后的2017年年会信息。郑也夫投下的这颗石子没有激起风浪,甚至连水花都没激起。

早在10年前,郑也夫就投过石子。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,他公开批评中国社会学界的自家庭院“腌臜不堪”。

在官方介绍中,中国社会学会是“由从事社会学教学、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”。可在郑也夫看来,这个民间组织却“充分施行了官本位那一套”。

中国社会学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,就是组织每年7月份的年会。这个每次都有近两千人参加、设置数十个分论坛的年会,是国内最大的社会学学术交流活动。

郑也夫参加过一次年会。他还记得,全国总会和各地分会的领导端坐在台上,“像VIP一样”。会议开始后,几位领导依次致辞,会议举办地的行政长官也准备了一长串讲话。“搞得很形式主义,很八股,无聊。”

“社会学会各地分会的负责人都是当地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,这些人大部分又成了全国总会的常务理事。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”。在多年前的一次访谈中,他形容中国学术界是“官大学问大”。

在他眼里,就连会长的选举也是“伪选举”。他在自荐书中论述了自己如若当选会长后的一个改革目标: “任期内,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、理事的程序。”

据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的学者透露,会长是等额选举产生。在换届的理事会上,自己领到的投票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,“同意就画圈,不同意就画叉”。

在经历过的几次换届选举里,这位前常务理事“从来没有画过叉”。他也从来没有搞清楚,自己选出的会长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。就连自己的常务理事职务,他也是当选后才知道。

“每次选举前,总会有些渠道传出候选人的名字。”他笑了笑说,“圈子里的人都明白,(会长)都是那几家强势机构(的负责人)轮流来当。”

在回答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问询时,中国社会学会秘书处并未回应上述说法。秘书处一名工作人员说:“我们的选举完全按照学会的章程来办,这些章程都在民政部有备案。”

然而,在中国社会学会官网公布的章程里,对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并没有做出规定,甚至整个章程里都没出现“候选人”这三个字。

“这说明候选人如何产生,完全没有制度化。”郑也夫说。

中国社会学会现任会长、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以“这件事我不好说”为由,谢绝了采访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退休教授潘绥铭的印象里,“副教授当一个副会长,或者一个研究生当理事,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,甚至不可容忍”。

中国社会学会有10个副会长职位,郑也夫认为这是一种“荒诞的设置”。他不认为这是给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,“更有可能是荣誉分配时的妥协之作”。

在自荐书里,郑也夫给出了如何“打破荣誉垄断”的设想。他建议将会长的任期由3年改为1年。会长提前一年选出,先成为“待任会长”,待任一年后自动成为正式会长,“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”。

“这是美国社会学会已经运行百年的制度,总有值得借鉴之处。”郑也夫的不少关于学会的改革方案,都缘于他对美国社会学会的研究。

与大陆社会学界联系紧密的台湾社会学会,也采用了“待任会长”制度,不同的是任期设为两年。

除了会长和副会长,理事在社会学会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。而在中国社会学会的章程中,理事的产生过程并没有明确规定。一位熟悉学会人事制度的学者向记者透露,“理事采取推荐制,由各省市分会、相关重点高校等机构向学会推荐理事人选”。

在自荐书中,郑也夫称这些被推荐的理事候选人,都在大会上“鼓掌通过”。

根据《中国社会学会章程》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社会学会和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,自愿申请、交纳会费,经批准,可以成为单位会员。

一位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的学者告诉记者,各地从事社会学教学或研究的机构,只要有15人以上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,就可以申请成为单位会员。而这些机构的行政领导,“一般都会成为学会的理事”。

在台湾社会学会,三分之一的理事候选人由理事会提名产生,其余开放联署提名。在共计300多名会员的学会,需要获得10名以上会员的联署,才有资格成为理事候选人。

郑也夫建议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选举改为直选。“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,有资格投票的会员8000多人。获得提名委员会提名,或者100名会员(包括学生会员)联署提名者,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。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。”

郑也夫并不知道,这样的学会并非外国特有,国内已经有学术团体趟出了自己的路子。

与国内的大部分学术学会一样,2004年以前,中国计算机学会(CCF)的会长和理事选举,也曾是“做出来的民主选举”。

“那时的会长候选人,不是院士,就是科研院所的院长、所长、系主任,找200个所谓的会员代表来投票。”CCF秘书长杜子德回忆说,“候选人也都是几个人 捏咕 出来的。”

“理事长、理事会一个小时就选出来了,同意就画勾,不同意就画叉,因为是等额选举,所以无一人会落选。”杜子德说。

现在,CCF设立了提名委员会,理事长和理事会、理事会选举必须是差额的,2015年的选举有3个理事长候选人。3个候选人要站在舞台上现场公开竞选,阐述自己的理念,然后接受近400名会员代表的投票,公开点票,当场出结果。

“我们尊重每一个会员,尊重他们手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”在CCF,副理事长、理事和常务理事、监事都采取差额选举。而候选人产生的方式,正是郑也夫这次所采用的“堂吉诃德式”的“自荐”。

有一位知名教授曾被中国社会学会列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的理事,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学会的年会。

“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学者,没有几个参加年会的。”在这位教授看来,年会的学术水平“很平庸”,“年会的价值还不如一场读书会”。

一位青年学者说,自己身边很多年轻的社会学学者“都以不参加年会为荣”。这位前两年都到过年会现场的会员注意到,年会设立的60个分论坛,很多主题都是重叠的。“每个高校,每个机构都要召集一个论坛,最后就成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了。”

郑也夫也看到了这些,因此他在自荐书里设计了自己的“施政方针”: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,设置“年度性论坛”来保障年会质量,设置“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”来鼓励不同的声音……

在潘绥铭教授看来,学会本来应该是与核心期刊一起,成为学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,现在却“完全没起到这个作用”。

“一些青年学者做的 非主流 研究,尽管很有意思,很有创见,但因为与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不兼容,往往很难发表出来。”潘绥铭说,“社会学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,应当多给这些 异端 一些机会,把这些论文在年会上宣读、交流。”

可参加过多次社会学年会后,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:每年年会上也会公布一些“优秀论文”,这些论文的研究方向和领域,都和核心期刊主导的学术方向趋同。

“那些核心期刊的编辑们都是年会的座上宾。”潘绥铭提高了音量,“如果都用核心期刊来衡量我们的学术成果,那我们学科的发展就成了期刊编辑们决定的了。”

他认为这与原本的逻辑背道而驰。在他看来,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,而不是期刊。“学会是非功利性的,学术本来就鼓励创新,鼓励突破。”

现在拥有近4万名个人会员的CCF正在努力构建计算机学界的“学术共同体”,“这个共同体就是为了保证学术界的独立性,根本就是会员治理。”

2015年,CCF向国务院办公厅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、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一份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建议。建议书中指出,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参与奖项的评审工作,是政府工作“越位”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,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、错判。“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,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。”

“纵观全球科技发达国家,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。目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思维和做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,和当前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的简政放权、职能转变的方针明显不符。”这份建议中写道。

20多年没有申请课题经费的郑也夫一直试图远离学术资源分配这种“政治”。最开始,这个自认为“成果和能力尚属一流社会学学者”的教授也申请过研究经费,但失败了。后来他发现,想要申请到资金就必须托评委帮忙,而且资金的“大头”都被各地学术带头人“在平衡各地面和互相帮衬中瓜分了”。

“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中,一个真正优秀的研究者仅仅以自己的成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,他不必通过一些低劣的伎俩。”郑也夫说。

也有人质疑他参选会长的资格,一位受访的学者认为,“早就逃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郑也夫,自然很难生产出完整的、标准的学术产品”,这与他自荐书里“评选会长职务根据学术成就高下”的说法形成一个尴尬的悖论。

可在郑也夫看来,“标准件”是学术作品的死症,自己确实不会生产这种东西。他自信与“一流社会学家”这个身份匹配的,是他出版过的5本社会学专著,和在国内顶尖社会学期刊《社会学研究》上发表过的7篇论文。

郑也夫自认为是个有“个人英雄主义”倾向的人。这一次,他把自荐会长当作“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”,他“宁可个人受挫,也要搅动一池死水”。

实际上,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“当选会长的概率不到1%”,但他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只去“宣扬一种理念”,这次他要“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”。

“在社会转型期,一群研究社会的学者如果不讲自身该怎么做,光讲这个社会该怎么做,那我们不就是虚伪的么?”这位退休教授昂起头说,“先把自己的制度建设好,这不更切实么?也能对社会起个示范的作用。”

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,郑也夫写道:“明日发苍目茫告别学术界的时候,断乎不会因为没有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而惭愧。但目睹一个学科的制度建设,在整整一代人手中成效甚微,来日面对后生天真而鄙夷的目光时,我会汗颜不已。”

不管是赞同还是质疑,郑也夫想要通过自荐会长激起的水花,如今都死一般沉寂。一位就此事发表观点的青年学者告诉记者,近期正在评职称,希望报道里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,“让评委看到了不好”。

郑也夫的自荐书发出一个月后,终于有一位年轻学者与他联系,表达了支持之意。这样的支持者,有且只有一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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